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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出差常到北京。到北京的感觉,大家都有体会,要钻出机场楼、坐上出租车才真正找到。那就是誉享全球的“中央一台第一套节目”:时事经纬司机“侃”。有一次,恰逢扫黄“严打”,“的哥”的晚间生意大受影响。一肚子苦水倒完,总结成一句难忘的话:您说,咱们中国问题在哪儿?它没宪法!

  我没抗议。中国其实一直有《宪法》,连“文革”期间公检法都砸烂了也不曾指示取缔。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他说的是缺法治。法治,据说按正确的理解应作“良法”之治。良法,在现代国家须出自一部“母法”。这母法的名,便叫宪法。可惜有宪法未必法治行;自从立宪,倒是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说的“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的情况居多。难怪有个别“法盲”生活于恢恢(宪法)之下而不知头顶上“国家意志”白纸黑字。当时一笑了之。

  后来,香港特区终审庭判“一二九(小人蛇)案”不当心犯了错误。特区政府(通过国务院)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全国大母法)行使权力,解释<基本法>(特区小母法)推翻终审庭的判决。香港法律界因此掀起一阵波澜,学者、律师、政沦家纷纷著文,辩论特区政府邀中央.“干涉”特区司法的宪法理据和法律后果。被人问了几回宪法问题,又想起北京司机的话。对照中西学者的论述,觉得还就是他对《宪法》的看不见、没感觉,触及问题的要害。问题不妨这样提:《宪法》怎么不见的?不见了,干嘛还老拿它抱怨、呼唤?

  两个问题都涉及宪法(制度)跟《宪法》(文本)的性质和功能。

  世界各国的宪法,文字都大同小异;宣传普及,都好用“人权”、“神圣”之类的“靓”词。落实到中国近代史,原来和鸦片、眼镜、自鸣钟一路,是舶来货。在它的老家,本是关于国家权力的一套规则、信条;分动(运作程序)、静(组织结构)、内(部门关系)、外(公民权利)四个方面。人权,当然也是宪法在“理论”(即宪法语言的“神圣”意义)上致力规定和保护的。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见<读书)第七期“政法笔记之一”<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权利是法律的基础,而非法律(包括宪法)的赐予。

  常听论者(包括法律界的)感叹,某国<宪法广稳定”,且由此推想其宪政“成熟”:例如美国,一七八七年让一群“国父”订好<宪法)用到今天,没怎么大改。其实,宪政的规则、信条不限于<宪法)的序言和条款,而包括国家不时制定、修改的所有宪法性法律(如最近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最高(或宪法)法院的有约束力的判例,以及历史形成的惯例(如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美国的宪政动荡不能说少:林肯废奴、罗斯福新政、民权越战莱温斯基,等等,(宪法)却“以不变应万变”,正表明宪法原则(语义)漫出(宪法)(文本),必须在案例和惯例中找。成文法未经诉讼(形成案例和惯例)无法律上(特定语境)的确切含义,乃是普通法的一大原则。但这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亚里土多德的名言:不成文的惯例(ethos)比成文法(grammata)要更权威、稳定(6sphalesteros),因而更能纠正因君主或官员个人意志和欲望造成的不公(《政治学》卷三章十一)。比如英国,女王依惯例,不能像美国总统那样,否决议会两院通过的法案,尽管法律从未如此规定。假如她打破惯例否决,便会是一场输定丁的宪政危机。再如归还香港要议会批准,也是惯例,而非法律。严格就法律而言,归还“殖民地”(从英国的角度看;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同)的双边条约(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和当初逼迫大清割让领土、赔偿鸦片商的银两损失一样,是不需要议会批准的(史维理,《香港宪法与行政法》)。

  规则如此宽泛无极,自身超脱文本的约束而约束君主、政府、政党、议会及一切国家权力的划分和运作——宪法不啻一部社会政治生活、理想、感情和态度的“活”的制度。形成这“活宪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这里无法一一讨论,但它“活”着的最显著的标志,无非是司法独立和公民拥有直接或间接的宪法诉权。换言之,宪法的“成熟”,它的权威和稳定,在于(相对君主、政府、政党、议会等)独立的司法审查和广泛的公民参与:通过“按原则进行的”诉讼(即违宪审查),不断“宣布、适用我们社会的一些经久的价值”(毕科尔,《最不危险的部门》)。

  宪法登陆中国,国情不同,性质和功能就发生了变化。限于篇幅,我们只说一九四九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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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d.news.sina.com.cn/ 2010年08月21日08:37 南方网

 

摘要:事实上,“挟尸要价”不仅无法被证伪,而且之所以会“挟尸要价”的原因也被最新的报道所披露———捞尸人及其团队对长江大学不信任,竟源于长江大学曾经出现过捞尸后不付钱的“前科”。而细读被质疑者看作是“辟谣”的报道更不难发现那只是在对“挟尸要价”事件进行细节纠正,还远没有到指责媒体误导公众、检讨媒体责任的地步。

  曾在去年年底震惊舆论的新闻照片《挟尸要价》,日前以全票获得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泉为此撰文质疑,指责照片作者和刊发媒体“误读照片,制造假新闻”。将原本已经归于平静的新闻事件,再次拉回到公众的视线里。

 
  作为见义勇为大学生生前所在的学校及其官员,宽泛地讲也应属于“挟尸要价”事件的受害者一方(被捞的是自己学校的学生,一具尸体12000元的费用也由其支付),此次对照片以及新闻的造假指控几近让人无法理解。曾以学校名义发出的公开信,究竟是要质疑些什么?又能否认些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媒体对“挟尸要价”事件的口诛笔伐,以及社会对人性泯灭的探讨和追问,影响到了整个荆州的形象、涉及对所有荆州人的评价?或者堂堂大学屈服于捞尸人的要价,甘愿被勒索,损伤了所在机构的威名?……几近无从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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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几本好小说,它们最吸引我的内容是父亲怎么教育孩子。一本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父亲对儿子说,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这是说做人要谦卑和公正。另一本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芬奇先生是一名律师,坚持替黑人辩护而导致家庭遭到残暴的攻击。有一次他给孩子们买了鸟枪,然后说,鹣鸟你们尽可以打,但是要记住,杀死知更鸟则是一种罪过,因为它们不破坏庄稼,不做任何坏事,只是用它们的心唱歌给我们听。芬奇先生是我的菜,我也认为正直和浪漫是绅士的先要准则,至于是否穿得人模狗样倒全没所谓。另外切莫只为了乐趣去做哪怕最小的残忍的事。 

  有了这两本书,我对于将来当个谁的爹就有信心多了。不过,我还准备?给那娃一些关于黑暗的道理。有一本小说叫《追风筝的人》,像所有畅销书一样传奇得过分又颇多陈词滥调,可是里面那位阿富汗父亲很高明,他说:“世界上唯一的罪就是偷,各种罪都是偷的变种。” 

  当我们目睹一些恶行的时候,常常说,畜生!可是我觉得,畜生也比没教养的人强。我不介意我的孩子是个啃泥巴的畜生,但我介意他是一个自私自利、霸道无耻的混账东西。即便我生的是一只猴子,如果他领会了前面说过的前两句话,就会懂得善与同情,领会了后一句,就会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行事正当,而最该反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侵犯他人的苟且之事。  Continue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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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木腿正义》,对其中一文颇有感触,特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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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这个状况叫作“腐败呆账”。

  为“迅速消化腐败呆账,挽救大批失足干部”,最近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经过五年探索,获得一项“设立全国退赃公开账号”的科研成果:“为保密和消除退赃者顾虑,退赃者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县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匿名退赃(也可由亲友代退)。退赃时,只需分栏目按‘特种资金缴款单’(一式三联)上的时间、金额、来源三项填写,无需公开本人任何情况”。据报道,此成果“跳出了反腐常规思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是献给全国人大、中央纪委、高法、高检、监察部等机关的一条“锦囊妙计”。配套实施的还有遗产税、赠与税、高薪养廉、奖励举报等一系列制度,统称“反腐特别行动”或者“一二三工程”(新浪网2004.5.31转载《了望东方周刊》)。

  查网友评论,一片骂声。也有指课题组炒冷饭的,炒那个两年前就已经搞不下去只好撤销了的“廉政账户”(新浪网2004.6.17转载《中国青年报》毛飞文)。真是这样的话,又一笔国家社科基金扔水里了。

  转念一想,问题不止是浪费。比如,“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参与课题组十二个子课题的“专家”共计六十九人,除了学者,还有省监察厅副厅长、省人大法工委主任,以及“部分地市的纪委书记等厅局级在任官员”(上引《了望东方周刊》)。他是当作好事报道。可是,腐败呆账主要发生在哪儿?在各级政府官员身上。因此官员(包括纪检监察部门的干部)便和本课题有了因职务和隶属而起的利害关系。从学术研究和调查设计的角度看,他们就应该是课题组调查分析的对象和研究成果的受益方,而不能是课题的主持人和“专家”,以避免利益牵连或冲突,影响学术独立和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当然,政府部门需要经常反腐倡廉,拿出得力措施,但那不是学术研究,不应纳入国家社科基金的支助范围,混淆了官、学的分野。这个道理,跟政府不该允许官员参选两院院士是一样的。官员当中或许五百年内也会出一个华罗庚或钱学森,不能排除这一微小而珍贵的可能。但信誉和尊严是院士制度的生命,与其让官场的腐败有机会染指,宁可一刀切拒官员于门外。万一真有那么一位做出了“院士级”科学贡献的官员,授予他别的光荣称号和奖励就是了,例如从前人人称羡的“劳动模范”,或者申请吉尼斯(健力士)记录。换言之,可以请科学家院士出任部长,但不宜选部长充当院士搅扰科学。这是廉政的政策底线。

  回到呆账课题,正因为参与官员可能有(即在公众眼里看似有,但不必证明业已发生)利害关系和利益冲突,其科研成果就难以令人信服。比如“专家”们建议:“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同上)。这么宽厚周全的退赃“挽救”方案,本来是必须由外人来说,例如放在学者口中才可以避嫌的,怎么就自己作科研成果宣传?实在太不谨慎。难怪遭群众恨了。

  其实,这课题本身并没有错,包括各地试点不成功的“廉政账户”,都可以研究检讨、总结经验。课题组的出发点,我想批评者多半也同意,就是法不责众。用课题组的话说,便是呆账“涉及的面大、人多”,依法或依靠“现行的手段”已经“治理”不了,如同困扰人民法院的“执行难”:“一道无解的难题”(高执办《“执行难”新议》,载《人民司法》5/2001)。所以才不避嫌疑,跳出常规,“寻找更符合当前实际”的出路。

  这倒提醒了我们,既然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建设中的法治便要学会忍让,同腐败分子相处周旋,打“持久战”。新制度实际上是受了他们的要挟:每天小心招呼他们贪污贿赂的“权利”不算(见拙著《政法笔记/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时不时还得想方设法用“廉政账户”、遗产税、赠与税之类的名目,帮他们洗钱,“挽救一大批”。不然自己没台阶下,被人家一句话捅破:我是呆账我怕谁?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办?法律人怎么办?呆账既已坐大,我想首先需要应付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法条会变为具文;而具文要影响到新法治的方方面面,立法、司法、律师执业和法学院的教育概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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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由于纪先生向广州市政协提交了一份神奇的提案,南粤大地以至全国各地的民众、专家都对粤语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捍卫粤语”的热潮不可谓不澎湃。相信纪先生在提交这份提案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有这样的反响,否则他应该会拉上几个赞助商开个发布会再好好炒一下。

 

对于这件事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至今未置一词,只是看了一些相关的评论。不作评论并不意味着无话可说,只是我认为即使辩论技巧再高超、论证的理由再充分也无法让一件错的事变成对的,无法让黑布变成白绢。尽管你可以暂时用白色的油漆把黑布刷一遍,就像某些地方为了迎接某些盛会而做一些“整色整水”工程,全然罔顾民意民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生活节奏如此迅速的现代社会,不消多久,黑布的油漆将渐渐脱落,而门面工程也终会沦为笑柄。同样,原本是正确的事情,即使你要去掩盖、去涂黑漆,它也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会为自己平反。

 

面对粤语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很多切入点。比较后现代的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应该让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是多姿多彩的。其实毛太也说过我们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都是好多年前说过的话了——当然,随着我们长大我们懂得,原来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还有文化保护论,这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了,说粤语是岭南文化的精髓,是活化石,要好好保护。汪书记还说,别让岭南文化毁在我们的手里(毁在谁手里合适?)。只是人家连价值无法估量的北京城墙都拆了,多少文化名人的故居都拆了,新版《红楼梦》也拍了,让你们不说粤语算得了什么?对此我只想说,请不要把自己的错误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便你自己玩SM挺爽,也不用拉别人一起玩。还有就是阴谋论,大概是说每一个行为背后都存在着阴谋,取消粤语电视节目是要摧毁广东文化。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对是错——虽然我觉得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你把别人的阴谋都亮在阳光底下了,权力还有和你对话的必要么?

 

当然,以上的观点似乎有力,还是抵不过某些高端阴谋论者一步到位的定调:你们捍卫粤语的这个行为是要分蛋糕的前奏!你们要将这块蛋糕从大蛋糕里面切出去!你们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这种高端阴谋论者说白了就是成衣市场出身的,职业是给顾客扣帽子,同时向围观的群众推销自己的帽子。假如群众说他的帽子不好,他还会给围观的人一人戴一顶帽子。戴帽子的人多了,也就成了“cultural revolution”了。对于这样的人我只想说,请把你的帽子收起来,因为你的帽子款式太旧太丑了,大家并不喜欢,谁喜欢谁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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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TM02   版名:南方评论 第一专栏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7-18

作者:邝飚 宋志标

摘要:受教于广州市民社会和公民论政的传统,倡议保护粤语的呼吁即使激烈,但始终主动贴近自由、宽容、多元的原则。这是广州之幸,为粤语和普语的对话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如果能在这个框架下思考语言的同生共荣,理解抗议背后的痛感和恐惧,会是广州和粤语的福祉。

    粤语在,广州在。当对文化破坏无动于衷时,对非物质的岭南文化缺乏精神依赖时,这场粤语的大辩论来得很及时。它是广州公民行动的一部分,有资格写进城史。

    受教于广州市民社会和公民论政的传统,倡议保护粤语的呼吁即使激烈,但始终主动贴近自由、宽容、多元的原则。这是广州之幸,为粤语和普语的对话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如果能在这个框架下思考语言的同生共荣,理解抗议背后的痛感和恐惧,会是广州和粤语的福祉。

    7月以来,与夏天一同降临广州的,除了年年相似的酷热,还有一场关于粤语存亡的大争论。这场争辩的焦点文件是市政协提交市长的一份建议,要求大幅度提高普语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而民间社会激烈反对这一建议,将其理解为打压粤语、挑衅粤人文化底线,声浪从网络延续到公园和广场。从坐言到起行,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在承受着强烈的危机感时,保持着力撑粤语的热度。

    一份提案引发的抗议

    市政协在制作那份提案时,并没有采取秘密行动。它的预设立场早早就被政协委员透露给网友,6月份的网络问卷调查被疯狂点击,大比例反对意见也公布于众,飞快地传播开来,这为后来的事态准备了抗议者,也积蓄了普遍的社会情绪。7月5日,提案委副主任纪可光将动议交给市长时,早就等待的传媒和市民立刻沸腾。

    广州新任市长万庆良第一次到市政协,政协为他专门准备了许多与亚运有关的建议,其中就包括这份、大为棘手的遏制粤语的文件。他将建议当场转交给文宣部门,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所有媒体都记录到市长说:让宣传部研究提案,但是,这样做不是布置任务,仅仅是一种程序上的回应。

    截至目前,广州市委宣传部并未就此表态。建议的办理流程没有对外界透露。

    作为建议理论上的承办单位,广州电视台则并不忌讳亮明观点。他们的观点主要有:电视节目并非全用普语,粤语与普语比例处于动态平衡;即使全部改用普语也不能增加电视台上星的机会。

    而在无需拘谨的民间,政协建议受到了更直接的抨击。建立在扩大普语比例利于上星宣介广州的建议逻辑被认为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因为早有粤语卫视上星,粤语作为广州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载体,恰恰是广州魅力所在,通过剥夺粤语的主体地位,来实现广州走出去,不免轻重不分。

    广州本地媒体对争议的报道力求平衡,但潜在的意见仍然是希望保持现状,认为压制粤语不可取。向来被广州土著认为是新移民才中意的南方都市报不仅专访纪可光,完整呈现提案主导者的看法,也在社论中表达民众有选择自由,平和地阐释建议不可取之处,希望政协能认清粤语对广府文化和粤人生活的意义。

    粤语存废之争并不限于广州和广东,在全国也引起反响,激起了上海、北京等地对方言处境的讨论。而在粤语主要覆盖区域的香港,广州这场大辩论也引起感同深受的反应。港媒的观点更加鲜明,那就是撑粤语,保护粤语。在善待粤语的这个基本立场上,港人与粤人高度一致。

    新浪微博上广州用户的数量位居前列,“保护粤语”“捍卫广州”等吁求呵护粤语的标签成了热门标签。在广州发达的报纸、电视与网络的支持下,广州人不分籍贯南北、不论讲普语还是粤语,都对粤语存亡保持敏感,以各自方式参与到这场全民商榷中。争论既源于文化,也事关公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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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与你为邻

                                                   ——兼论一间书店的沦亡

  

最近听说学校附近的学而优书店7.5折清仓大优惠,心里着实高兴了一把,因为我是一个好书之人,平时一般不花钱——除了买书的时候。虽然我把书买回来了不一定就能读下去,但仅是买书这个过程就能让我乐在其中。

 

 

之所以好书可能是因为我的童年缺少书,通常一个人童年缺乏某种东西,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弥补,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情结”。我有个朋友说,她家里藏书超过一千册,都是她爷爷以前买的。我说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藏书,我父亲是工薪阶层,小时候家里的书要不就是他以前读中学时候买的,要不就是新买的幼年启蒙书籍。比较多的是武侠小说(大概有两三本的样子),这使得我对文学的了解是从武侠开始的,这不算是件好事。

 

 

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对知识充满了渴求,我把父亲给的零花钱的一大部分用在买书报杂志上。此外,我还从学校的图书馆读了不少书,这才是真正的启蒙。有一次晚自习我在看希腊神话故事,被班主任发现了,他把书没收了,因为他觉得这种书是不务正业。此后我就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读书人”,就是能够把读书当作“正业”的人——当然,这并不是指我希望当一个学究,我只是希望能够做一个与书为邻的人,这也许就是我的情结。

 

 

晚上班级聚餐后,我和几个同学到了学而优书店淘书,颇有斩获。后来从经理口中得知,之所以75折清仓是因为之前签的租期满了,而现在的租金则从原来的每月2万升到3万,让人无法承受,他们只能把店撤了。经理说,像这样的学术类书店难做,平时都是靠师大暨大的学生老师支持才能支撑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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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投给少数优质学校、名校,帮助富人,忽略了其他普通学校,人为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目前在全国各大城市,又到了小学招生报名的时候了。从21世纪初开始,国务院办公厅就开始年复一年地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然而,外来工子弟想在城里上公立学校,却还是那么难。

在广州,有报道称:“一些学校的择校学位变得‘万金难求’。同时,好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学位也日益紧缺。广州白云区某民办小学门外上百家长冒雨熬夜苦候十多小时。一位家长说:‘我凌晨5点就来排队了,以为够早了,但前面却有120位。’” 今年年初,广州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市教育局提出将外来子女入学问题下放到各区县,由各区县出台政策解决,但收效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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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今天下午班长突然对我飞信轰炸,她问我知不知道罗永浩。我想虽然罗永浩不知道我,但作为一个网民多少也应该听说过老罗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说老罗是在推特上,然后我知道老罗出了一本《我的奋斗》。总的来说我对他并不是太熟悉。

 

班长说,贝贝这次被骂惨了,然后还发给我一个链接,是老罗在搜狐的博客。我扫了一眼标题就知道文章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后来再跳着看了一下才发现出乎意料,确实骂得挺惨,而且还是被点名批评。

 

这件事的起因大概是这样的:实习生贝贝和带她的那个记者一起采访老罗,然后写了一篇并不长的报道,但是这篇报道有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用某同学的话来说就是“记者真能编”。这篇报道被老罗看到了,他似乎很气愤,于是拿出和GCD决斗的架势在博客发了一篇文章,像老师改作文一样指出报道的不实之处,最后还引用了一句罗素的话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这两个记者真笨!

 

像这样的事情我本来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但事关贝贝童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表个态——虽然这样的表态只是自娱自乐罢了。

 

贝贝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关系不错。虽然我对她的了解并不多,但上学期她搞出来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话说当时JD艺术学院的那位皇阿玛院长要回来给大家开讲座,艺术学院的领导们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弄得声势浩大,于是用很大力度在学校范围内造势宣传,还“诚邀”同学们去听这个讲座。开讲座的那个晚上,许多同学因为小时候看过《还珠格格》而对皇阿玛充满了好奇心,都想一睹阿玛的英姿,于是就早早围在了艺术学院的门前等着入场,这些同学中当然也包括了贝贝。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最后是入了场的,只听说原来艺术学院并没有想过有这么多屁孩要来听讲座的,所以只准备了大量的VIP专座。后来有个女生发飙了,结果惹恼了艺术学院的副院长。院长大人像任何一个贵国领导一样用只属于他们阶层的方式去教训了那个女生,那个女生直接就哭了。贝贝同学看到这样的场面愤怒不已,回到宿舍后心生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情,写了一篇评论这个事件的文章,还发在了学校的BBS上。结果是她的刀还没拔成就引来了艺术学院某些学生翻来覆去的谩骂,后来那个领导知道了也扬言要处理她。最后事情算是没闹大,只是去研究生会喝了杯茶就完事了。

 

我说这件事的意思是:1,贝贝同学并不是一个操蛋的人,只是有的时候比较“大头虾”,但本性善良;2,贝贝同学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骂了,不过两次都是在网上。上次的那件事贝贝同学算是很牛逼的,当时我说你要真出事了我一定帮你;这次的事一点儿都不牛逼,我想替她申辩也无从下手。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报道真相应该是最高的原则,就像那次王克勤写山西疫苗。当然,在贵国这个原则多少有点乌托邦色彩,那么再往下一点,应该尊重事实。什么是事实?好比罗永浩喜欢曾轶可是所有网民都知道的事,假如你写出完全相反的东西那就是违背事实,也难怪别人发火要骂你——这和那次艺术学院的事性质完全不同,上次是你说了事实而别人骂你,这次是你没搞清楚事实而被人骂了。这事实说还是不说,结果都是被骂,这有点让人抓狂,但也是没法子的事——因为在贵国,有些人对场面较真而对事实不较真,有些人对事实特别较真而其他的东西没所谓,这次被老罗骂了一通就算是交学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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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的作业,写了我一晚上……

 

Abstract: Sir William Gerald Golding was a British novelist who was awar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83. In Golding’s career, Darkness Visible is an excellent novel should not be ignored which also helped him win 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is novel is feasible and significant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symbols, images, and allusions in it. I try to interpret the narrative skills with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In the first section, I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status. In the second section, I discuss the narrative strategy based on the archetypal pattern of goodness-evilness binary opposition. In the third section,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in parallel is the point I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n the last section, I inquire into the narrative space of the novel and the darkness of human nature criticiz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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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醒来看了一下新闻,想要幽默一下,但实在是提不起那样的心情。记得昨天广东雷州发生了一宗针对孩子的血案,一名男子冲入小学砍伤了十几人,他的名字叫陈康炳。人们依旧记得上个月福建南平发生的惨痛血案,在看到这则新闻时,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凶手并不是一个外科医生,而且正是上课时间,那位男老师在与歹徒斗争的时候负伤了,但也算是给这个事件止了血。

 

按照以往的惯例,今天媒体应该是对这个事件进行跟踪报道的,但谁也没想到今天上午九时许,另一宗血案发生了,受害的同样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所不同的是,这次案发的地点是在江苏泰兴市,倒在血泊中的是泰兴镇中心幼儿园的幼童。该名男子砍伤了31人,其中包括了28名幼童、2名教师、1名保安。据称其中五人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可以说,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两宗血案,实在是让人心痛。我们除了为这些受害者祈祷,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在网上逛了一下,发现了最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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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9日,广东美术馆迎来了几百名特别的观众,他们是广州市西关儿福幼儿园的老师和学生。为了做好接待工作,美术馆的志愿者们严阵以待:确认人数、分工、规划导览路线图……而我则是这次活动的摄影师之一,负责雕塑园这一片区的拍摄工作。上午九点半,西关儿福幼的孩子们已经到达美术馆门前,分班分队地站好,场面十分壮观。我拿着相机静静地走出大门,不断地调整着拍摄的角度,抓拍那些我认为有趣的瞬间。志愿者们的工作分配好了之后,参观便开始了。

  孩子们在老师和公教部志愿者的带领下,分成几个小队,很有秩序地进入美术馆。我走在最前面拍摄照片。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能够读出“快乐”、“激动”、“好奇”、“困惑”等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感受,而更多的内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也许那是只有他们自身才能体会。我们也曾经是个孩子,我们不断地长大,不断地被学校的、社会的规则所规范,所制约;然后我们从模子里走出来,大多数人想被刻画过一般,有着太多的共性,也失去了太多的个性。在孩子的身上,我能够感受到他们每一个都如此独特,充满着我们失却的个性。我一直认为艺术是独抒性灵的,是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外化。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也许比我们成年人更能够领略艺术的真谛,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

  在参观“潘鹤雕塑园”的时候,这些未满6岁的小孩子们对院里的雕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的欢笑声为这座沉寂的美术馆增添了不少的生气,仿佛是在呼唤那些雕塑的灵魂。在欣赏潘鹤作品“雕琢自己”的时候,志愿者为小朋友们讲解这个作品所表达的意义。这时候他们的老师问了一句:“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雕塑像谁啊?”有些孩子大声地回答:“像妈妈!”这就是孩子们的思维,我们也没必要去纠正——因为每当我们刻意地去解释时,就等于无形中给他们无边的思维或多或少地加上了一些条条框框——艺术本是“感性”的体悟,过多“经验”的介入有时候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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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为地球熄灯一小时”之日了。记得去年我还在辽大读本科,还屁颠屁颠地把灯熄了,看看外面大家也熄得差不多了。当时感觉蛮好,总以为自己也为环保出了一分力。宣传总在说,为地球熄灯一小时,能够节省多少多少电,节约多少多少能源等,于是我们就信以为真了。仿佛只要一年的这一天我们熄灯一个小时,地球就能够得到“休息”了,环保的目的也达到了。然后那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照样是把灯打开,然后叫一份外卖,吃完就把塑料餐盒扔掉。再然后就是开着大排量SUV,到大自然中汲取新鲜的空气……

  在今年的“关灯一小时”到来之际,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听一些其他声音。

  这些天来,不断有人在微博上倡议大家不要参加这次的活动,如北风、gg灰太郎、王人言。并不是这些人狼心狗肺,或者是蛋疼无比,只是熄灯一小时的活动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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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晚,回到家的“犀利哥”程国荣,睡到了阔别11年的那张床上,母亲端来一杯糖水给他喝。(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上个月继“东莞双刀客”后,互联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风云人物,他叼着一根烟,披着一件长长的大衣,虽然肮脏但搭配上显得非常前卫。他的照片被发上网后马上倾倒众生,人称潮人乞丐“犀利哥”。犀利哥像以往任何一个网络红人一样,在各大网站被轮流转载,猫扑上也有了犀利哥的一堆PS后的照片,他忧郁的眼神,符合“潮流”的搭配,的确让我们这些无聊的网民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满足。按照互联网事件的通常的发展逻辑,大家玩完之后就应该马上奔向另一个话题了,而犀利哥这次应该说是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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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这个题目有点大了,我要讲的不过是一件小事。

写东西也写了好一段时间了,虽不算太长,但是很多东西都写过,很多该夸的夸过,该骂的也骂过。到现在我发现,其实夸奖的意义不大,因为你不去夸、不去赞美也 有人争着去干这个工作,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去歌功颂德,你要是也把脸靠过去的话那只是热脸贴着冷屁股,毫无意义,有时候还没有人理你,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犯贱了。相反,你要是去骂了,你指着皇帝的小JJ说皇帝你没有穿衣服,他大概会很震惊,然后会找人回应道你才没有穿衣服,你才露出小JJ,场面会十分热闹。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干过,一开始的时候不适应,后来则是乐在其中。

而对于我的家乡肇庆,这个风景无限好的旅游城市,这个被称为“人杰地灵”的地方,我虽然甚少写字去赞美她,但是喜欢摄影的我还是拍了一些看得过去的照片,算是把家乡的美景展示在全国人民的眼皮底下,为肇庆的旅游业作出了微薄的贡献。肇庆的收入低,但是环境好,坐拥七星岩和鼎湖山两座自然宝库,县城下面还有德庆盘龙峡、广宁竹海、怀集燕岩等优秀的旅游资源,因此旅游业为肇庆GDP所做的贡献实在是不可估量。前几天去了东莞,绕了一圈后感觉是两个城市的城市建设差距巨大,赶上估计没啥戏了。不过肇庆的领导人一向高瞻远瞩,在别的城市还在以工业产业来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时候,肇庆始终坚持发展第三产业,响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实在是令人欣喜。所以但凡有朋友来肇庆玩,我一定会带他们游览七星岩和鼎湖山,围观一下肇庆的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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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最近一部名叫THE COVE 的记录片在网上十分火,中文译名叫做《海豚湾》或者是《海湾》,该片获得了无数的纪录片大奖,口碑甚佳。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记录片的,而我认为一部记录片要称得上是优秀,那就必须要能够反映出一些重大的但又为人所忽视或者故意忽视的问题,记录片,必须要让人知道一些他们本来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的真相。所以,一部记录片能否反映真相,其真相是否能够引起观众反思,这才是判断记录片优劣的标准。至于影片的艺术价值,拍摄手法倒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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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今天之后,我就24了。今年的生日没有怎么庆祝,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庆祝的,就是近几年的生日都是阿钟和SINDY陪我吃餐饭,然后大家吹吹水。今年阿钟出国留学了,SINDY姐又要上班很忙我也不好意思打搅她,再者这几天阴雨绵绵,实在是没有出去的心思,所以就宅在家宅了一天,实在是无聊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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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存在”向来是个哲学的问题,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开头的第一句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这应该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无可回避。然而,存在又不仅仅是个哲学的问题,也许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难免会问自己一句活着是为了什么。

   小时候,在接触了”地球”、”宇宙”一系列的概念以后,我就会想假如我离开了地球,到了外太空该是怎样?那该是多么奇妙的一种感觉。后来学习了一些科学的知识,知道了行星形成的原理,听说了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了解了人类的进化史,后来也知道了自己是怎么来的……直到那时候我才明白,所有的一切存在,包括自己,其实都是偶然的,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因为规律的形成也是偶然的结果。当我们追溯到过去某一个节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历史的纽带是如此的脆弱,仿佛在上面用手指轻微地戳一下,整个大厦就会推倒重来。以往我们随意做的一件事改变了整个因果链,直接导致了今天的状况;而今天我们所做的事,包括我在半夜写文章,包括阁下在此刻选择了看这篇文章而不是干别的事情,都影响了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个走势是难以预知的。我们用一种行为去换取了一个结果,这个行为作为一种可能性,替代了另一种行为所引致的结果。由于我们的行为的种类是如此之多,而我们在选择行为的时候,无论是基于理性还是基于感性,相对于其他的可能性而言都是偶然的。行为选择作为原因具有无可避免的偶然性,这必然导致结果具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网上有句骂人的话骂得十分彻底:你爸当年怎么就没把你射在墙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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